四、“以意逆志” 与“知人论世”——孟子是如何引《诗》的（第1页）
孟子，名轲，战国时期邹城人，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，与孔子并称为“孔孟”，被尊称为“亚圣”。孟子主张施仁政、行王道，并提出了“民贵君轻”的主张。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，孟子跟孔子一样周游列国，向君主推行自己的仁政思想。但是，当时的君主追求的是实际利益，大国忙着兼并小国，小国则疲于在夹缝中求生存，难以施行孟子所说的仁政了，更无暇顾及百姓的利益与幸福。正如司马迁所说“当是之时，秦国用商君，富国强兵；楚魏用吴起，战胜弱敌；齐威王、宣王用孙子、田忌之徒，而诸侯东面朝齐。天下方务合纵连横，以攻伐为贤，而孟轲乃述唐、虞、三代之德，是以所如者不合。”也就是说，孟子的思想不合于君主的实际需要，因而处处碰壁。虽然每到一处，孟子都发挥自己好辩和善辩的特长，但君主们对其仁政思想只是听听而已，没有予以认同，更别说加以推行了。
孟子在游说的过程中意识到他的主张在当时是难以实现的，那些君主虽然表面对他毕恭毕敬，但实际则是不屑一顾的。于是，孟子回归故里，退而讲学，与弟子们讲学论道，著书立说，想以此将自己的思想主张传于后世，便有了《孟子》一书。
《史记》记载，孟子受业于孔子的孙子子思的门人，作《孟子》七篇。今人通行的观点是《孟子》一书是由孟子及其门人共同编写的。《孟子》一书是了解孟子言行与思想的重要文献。
根据学者统计，《孟子》一书引用、论述《诗经》近40处。学者还对其进行了区分，如汪祚民在《〈诗经〉文学阐释史（先秦—隋唐）》一文中指出：《孟子》一书引《诗》、论《诗》共39次，其中，孟子本人引《诗》共30次，论《诗》4次。孟子引用《诗经》不仅次数多，而且有自己的理论，那就是“以意逆志”说和“知人论?世”。
（一）“以意逆志”
“以意逆志”说出自《孟子·万章上》：
咸丘蒙问曰：“语云：‘盛德之士，君不得而臣，父不得而子。’舜南面而立，尧帅诸侯北面而朝之，瞽瞍亦北面而朝之。舜见瞽瞍，其容有蹙。孔子曰：‘于斯时也，天下殆哉，岌岌乎！’不识此语诚然乎哉？”孟子曰：“否！此非君子之言，齐东野人之语也。尧老而舜摄也。《尧典》曰：‘二十有八载，放勋乃徂落，百姓如丧考妣。三年，四海遏密八音。’孔子曰：‘天无二日，民无二王。’舜既为天子矣，又帅天下诸侯以为尧三年丧，是二天子矣。”
咸丘蒙曰：“舜之不臣尧，则吾既得闻命矣。《诗》云：‘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。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’而舜既为天子矣，敢问瞽瞍之非臣，如何？”曰：“是诗也，非是之谓也。劳于王事，而不得养父母也。曰：‘此莫非王事，我独贤劳也。’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，不以辞害志。以意逆志，是为得之，如以辞而已矣，《云汉》之诗曰：‘周余黎民，靡有孑遗。’信斯言也，是周无遗民也。”
咸丘蒙是孟子的一个弟子。他听人说品德高尚的人，君主不可以以他为臣子，父亲也能不以他为儿子。对于这句话，他认为与《诗经》存在矛盾：“舜不以尧为臣子（尧禅位于舜后，舜并没有马上即天子位，而是等尧过世后才即位，并且率领天下诸侯为尧守丧三年），我已经听您说过了。《诗经》中说：‘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。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’那么，舜成为天子后，瞽瞍就不是他的臣子了吗？”咸丘蒙的意思是说，舜成为天子之后，作为他父亲的瞽瞍也就不再是他的臣子，这与“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”是矛盾的。
孟子回答咸丘蒙说：“你所说的诗句不是你所理解的那样。”并进行了详细解释：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。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”，说的是“劳于王事，而不得养父母也”。最后，由此得出说诗不可“以文害辞”、不可“以辞害志”，而是应该“以意逆志”的结论。
文、辞、意、志有多种解释。如赵岐认为：“文，诗之文章所引以兴事也。辞，诗人所歌咏之辞。志，诗人志所欲之事。意，学者之心意也。”朱熹认为：“文，字也。辞，语也。逆，迎也。言说《诗》之法，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义，不可以一句而害设辞之志，当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，乃可得之。”此外，关于“意”又有“作者之意”和“读者之意”的争论。从《孟子》引用《诗经》的总体情况来看，朱熹的解释最为合理，“意”主要指“读者之意”。所谓的“以意逆志”就是以读者之意来寻求作者之志，即理解《诗经》要从读诗人的角度出发，要从诗篇的整体意思出发，不可以拘泥于原有诗句的字、词、句。
我们来看一下咸丘蒙所说的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。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”整首诗。这两句诗出自《小雅·北山》：
陟彼北山，言采其杞。偕偕士子，朝夕从事。王事靡盬，忧我父母。
溥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。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大夫不均，我从事独贤。
四牡彭彭，王事傍傍。嘉我未老，鲜我方将。旅力方刚，经营四方。
或燕燕居息，或尽瘁事国；或息偃在床，或不已于行。
或不知叫号，或惨惨劬劳；或栖迟偃仰，或王事鞅掌。
或湛乐饮酒，或惨惨畏咎；或山入风议，或靡事不为。
《毛诗序》说：“《北山》，大夫刺幽王也。役使不均，己劳于从事，而不得养其父母焉。”认为这首诗是大夫讽刺周幽王的，大夫由于长年累月在外役使，以至于没能照顾家中父母。方玉润《诗经原始》说：“《北山》，刺大夫役使不均也。”“然此诗则实士者之作无疑。前三章皆言一己独劳之故，尚属臣子分所应为，故不敢怨。末乃劳逸对举，两两相形，一直到底，不言怨而怨自深矣。此诗人善于立言处，故不徒以无数或字见局阵之奇也。”方玉润认为《北山》讽刺的对象是“大夫”，而不是周幽王。虽然他们认为讽刺的对象不一样，但都指出了诗篇讽刺的事件是“役使不均”，即分工不合理，有的人整日劳役，而有的人则整日饮酒作乐。
我们从全诗的立意可以看出，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。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”的意思是，作者认为自己作为臣子是有义务参与劳役的，并不是强调所有人都是君王的臣子。孟子认为咸丘蒙的理解仅仅从字词出发是以文害辞、以辞害志，没有领会诗篇的主旨。从这一点来说，孟子的说诗态度是非常正确的，所以“以意逆志”也成为后来人说诗、读诗的重要方式，直至今天，仍然是一种有效的阅读方式。
以下举例来分析孟子“以意逆志”的说《诗》、引《诗》方?法。
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：
孟子见梁惠王。王立于沼上，顾鸿雁麋鹿，曰：“贤者亦乐此乎？”
孟子对曰：“贤者而后乐此，不贤者虽有此，不乐也。《诗》云：‘经始灵台，经之营之，庶民攻之，不日成之。经始勿亟，庶民子来。王在灵囿，麀鹿攸伏；麀鹿濯濯，白鸟鹤鹤。王在灵沼，于牣鱼跃。’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，而民欢乐之，谓其台曰‘灵台’，谓其沼曰‘灵沼’，乐其有麋鹿鱼鳖。古之人与民偕乐，故能乐也。《汤誓》曰：‘时日害丧？予及女偕亡。’民欲与之偕亡，虽有台池鸟兽，岂能独乐哉？”
孟子去见梁惠王，梁惠王正在观看鸿雁和麋鹿等珍禽异兽。他问孟子说：“贤人也会以此为乐吗？”孟子回答说：“正因为是贤人，才能够以此为乐。不贤的人即使有这些珍禽异兽，也不会感到快乐。”这句话是孟子回答的中心，随后孟子引用《诗经·大雅·灵台》中的诗句来证明自己的观点，孟子认为周文王虽然使用民力，但是百姓不但不怨恨他，反而对他加以赞美，并以文王之乐为乐。这是因为周文王能够关心百姓，所以百姓愿意以文王之乐为乐，而文王也就能够享受其欢乐。孟子引此诗篇是为了说明君王应该施行仁政，关心百姓，这样百姓才能与君王同?乐。
《诗经·大雅·灵台》全诗如下：
经始灵台，经之营之。庶民攻之，不日成之。经始勿亟，庶民子来。